特邀觀察員
  □葉 青
  (全國人大代表,公車改革專家)
  觀察員
  □陳 方
  (本報評論員)
  □馬想斌
  (《華商報》評論員)
  □周東飛
  (《瀟湘晨報》評論員)
  □李 妍
  (《重慶日報》評論員)
  改革有亮點,公眾不麻木
  陳方:說起公車改革,大家可能有些麻木。但這次不一樣,7月16日,中央推出《關於全面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》和《中央和國家機關公務用車制度改革方案》,啟動了新一輪的車改。消息一齣,輿情振奮。之所以振奮,我想,還是因為這一輪的車改與以前相比,有很多亮點。亮點到底在哪裡,我們不妨都來盤點盤點。
  周東飛:我覺得亮點有兩個。一是改革的自上而下,或者叫頂層設計。這20年來,各地都搞了很多的車改試點。但是,鮮有真正成功者。大家都在喟嘆碎片化的改革不可能真正成功。自下而上的改革,往往還是利益內部兜圈子。這一次的改革是自上而下,有利於避免此前出現的種種問題,這是一。第二個亮點是取消式改革。此前的車改大致有三種模式。一是取消公車,給補貼。二是不取消,加強管理。三是組建專門的公司來承擔公務用車任務。後兩者都算不上改革。取消公車,皮之不存,毛將焉附?
  葉青:其實公車改革早期是自上而下,之後是自下而上,現在是自上而下。
  李妍:要說這次的亮點,我認為是給出了具體的時間表,還有路線圖。給出時間表,是通過確定最後時限,倒逼公車改革加速。具體路線圖,是延續了過去“去公車化”與貨幣化補貼的路線,但是不同的是,這次在這些貨幣化補貼、去公車化的具體措施上,有更多細節上的安排,這有利於改革的具體落地。
  葉青:此次中央車改方案之細緻,出乎很多人的預料,可見考慮得很周全。把廳局長、市長、縣長、鄉鎮長等主官,納入實物保障的範疇,反對的聲音就小了,很是智慧。同時也提出了過渡性公車服務中心,但是把過渡期的時間決定權交給了地方。
  馬想斌:對於這次公車改革,亮點大家都說得差不多了。我觀察了一下,改革的力度是空前的,除了此前一些地方試點的貨幣化外,此次取消副省級一般公務用車,對地方的衝擊很大。
  過去,局級甚至鄉鎮領導,都有豪華配車,而根據這次的車改方案,原則上只有四套班子正職,可以保留一般公務用車,如此一來,對於一個地方來說,似乎剩不下幾輛公務用車了。至於能不能做到,先不說,單看這樣的力度,是值得期許的。
  陳方:改革就怕沒有時間表。而這次明確了2014年年底和2015年年底的改革時間表,這很重要,這說明公車改革已經開始倒計時。
  葉青:中央機關2014年底完成,各省2015年底完成,與原來說的兩年完成相吻合。記得是2013年12月左右,厲行節約條例出來之後,就有這種說法。
  反腐大環境,激發車改信心
  陳方:我發現輿論對這次公車改革抱有極高的信心和期待。為什麼?我的理解是,大環境變了。“八項規定”“反四風”嚴格落實,改變了官員以往的觀望態度,反腐敗開始動真格,車輪上的腐敗無疑是其中之一。公車改革也是節儉辦公的需要,到了必須改革的時候了。第二,本輪公車改革之前,很多地方都有了不少試點經驗,車改中遇到的問題,一定會有預案應對。第三,私家車的普及,私車公用,節約社會資源。
  葉青:車改是民意。這一點媒體也是十分認可。改革的熱點輪流轉,現在輪到車改。媒體對利益固化,很有體會。這次就觸及到官員的利益,失去了公車的利益,官員就沒有什麼特殊利益了。因此,媒體很關註。
  周東飛:我對陳方說的第三條很有感觸。現在的中國,已經進入汽車社會。汽車不再是所謂官員身份的象徵。在此之前的很長時間里,汽車並不是私人所能擁有的東西,它是一定級別的官員才能享用的奢侈品。現在不同了,汽車基本上已經是生活用品了。汽車回歸交通工具的本質,而不是權力的炫耀品。只有在這種情況下,官員才能夠普遍地扭轉觀念,不再把汽車當成“官轎”來看待,車改也才成為可能。
  馬想斌:其實,要說公車改革為何被如此期待,背後的社會背景總結起來,無非是三公消費引起了人們的註意,公務特權引起了人們的反感。但我更感興趣的是,葉老師十年呼籲公車改革,這十年的經歷,恰恰就是公車改革在社會認識上的觀念更新。
  葉青:我為什麼要像“傻子”一樣不斷地呼籲公車改革,這與我的專業研究有關係。1979年10月,我到湖北財經學院(現在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)讀書,專業是財政學。從1993年起,廣東東莞的沙田鎮開始了公車改革,這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。從此關註並研究車改。2003年,對我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一年,一是當選為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,使得我可以在全國人大會議上呼籲車改。二是在當年5月20日,我從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科辦主任到湖北省統計局任副局長,終於有機會進行公車改革的實踐。
  這些年來,也有一些車改的小笑話。比如,我帶處長、科長們到縣裡去檢查工作,曾經引起誤解。有一天,我把車停在一個縣政府辦公樓的大門外,處長從副駕駛座上下去,縣長立馬熱情地拉著他的手,說歡迎局長。等我把車停好,發現大家已經進了大樓。門衛熱情地說:司機同志在休息室喝茶。我也就順水推舟地去休息室。等他們發現我時,我已經開始喝茶了。再比如一次到一個鄉鎮檢查工作,分管縣長在鎮上迎接,當時我們去了兩部車,我的車在前面,按照慣例,領導的車是在後面的。等副縣長去開門迎接時,後車的司機對他說:前面的司機就是葉局長。
  陳方:葉老師的個人公車改革史,也算是中國公車改革中的一個縮影。這次中央下決心推進車改,重要的原因就是車輪上的腐敗和浪費實在是太嚴重了。新華網最近發佈了一組數據,中國公車總量現在是200多萬輛,公車保有量分別相當於4個美國,14個法國,50萬個首爾。如果按照每輛公車年均消費8萬到10萬算的話,200萬公車每年支出在1600億到2000億之間。按照2000億計算,相當於2012年全國教育經費支出的十分之一,可以建100萬座希望小學。
  李妍:這些數據確實讓人觸目驚心。說到公車問題,我還想起了一些很牛的司機,圍繞著公車消費這一塊,不僅官員是利益群體,就連司機,連圍繞公務用車消費的一些產業鏈條,也是這塊肥肉的既得利益者。現在一輛公車消費驚人,其驚人之處不僅在於公車私用,公車濫用,還在於圍繞著公車的保險、維修等方面,都有巨大的腐敗空間。據我所知,大量的公車基本上是該上的商業險全都上完了,這其中,司機和保險公司抱在一起,可以吃到大量的回扣。公車維修、養護,就更是一個無底黑洞。所以這次車改,對去公車化這一塊,既提到了自購私車,給車補,又提到了處置公車,還有安置司機,這些都是釜底抽薪之舉。
  葉青:當年取消農業稅,走出“黃宗羲定律”的怪圈,如今取消公車,走出“公車使用”的怪圈。
  李妍:所以民眾有信心,一是在全面反腐和八項規定的大背景下,人們相信這次車改的力度,二是通過這些細緻的安排,一定程度清除了改革路障,這也有利於最大程度地消除改革阻力。
  馬想斌:談到這次輿論對公車改革的熱情,我更喜歡或者傾向於,從政府財政這塊去解讀社會背景。葉老師提出公車改革的2003年,我相信社會上很多人,並未像葉老師這樣,擁有財政稅收的專業視角,去審視政府公務行為。那個時候,人們還未完全構建起來納稅人意識。而恰恰就是有葉老師這樣的專家,用十年的時間,借助一切機會,不斷呼籲,人們已經初步建立起來納稅人意識。這個觀念了不得,所以,公眾對三公消費不斷追問,對公車私用也不斷隨手拍,民間的力量,和葉老師這樣的專家呼籲,倒逼了公車改革的進度。
  “後公車時代”,公務會不會受影響?
  陳方:這次公車改革方案出台後,同樣有一些官員抱怨“官不聊生”。一些官員會說,如果沒有了公車,以後出門辦事怎麼辦,公務會不會受影響?
  周東飛:從這次中央的兩個車改文件,我們能夠發現一點秘密。對司機這個群體,政策是很優厚的。內部轉崗,或者提前退休。但是對官員群體,政策就顯得相當摳門了,車補從500元到1300元。有公務員此前就對車改有抱怨,說這些車補補多少年,才能買輛車啊。這說明,某些人理解錯了。車補補貼的是公務出行需求,而不是買車費用。
  葉青:對,高車補的地方,是把公務私務交通一起補貼了。
  周東飛:公共交通不能滿足公務出行的需要,這是怪現象。
  葉青:中國的公車改革終於全面啟動,這是好事。因為車改一是具有財政意義,節約財政經費,二是具有政治意義,重塑政府與官員的形象。三是具有生態意義,將來在路面上空跑的公車會大量減少,也就減少了排放。而官員開上私車之後,也會註意節約用車的。我的建議是,3510——— 3公里左右走路,5公里左右騎車,10公里左右坐地鐵,或者開車。
  李妍:公車一改革,一些官員就抱怨。不過現在公務員確實會精打細算了。我聽說,有些公務員夫婦私人旅游出行,為了節約成本,連每頓飯到哪裡吃,每個人吃多少錢都有具體的規劃,不敢超支,因為稍不留神,自己就“月光”了。現在覺得,這真是好事。
  周東飛:現在開始車改,我估計普通公務員的怨氣不大,因為在以前,他們也坐不上車,但是連500元的補貼也沒有。現在好歹每月多了500元公車補貼。
  葉青:確實是這樣,沒有公車坐的公務員此次相當滿意。
  馬想斌:我的看法,所謂官不聊生,是一種嬌嗔。就像一些地方試點貨幣化車改的時候,就有人說,貨幣化的補貼,是變相的一種福利,而其實很多官員腦中也存在這種想法。所以,才會出現抱怨,覺得車補太低。按道理來說,現在任何跑業務的公司,車補都沒有官員的車補高吧。
  陳方:現在的問題是,因為沒有了公車,會不會出現“能不出門儘量不出門”的情況?
  葉青:我擔心有的基層官員嫌車補低了,有的地方可去可不去的地方就不去了。在中央車改方案的基礎上,省級將有較大的自主權。在此,我提出兩個調節方法。第一,能否把各縣邊遠的鄉鎮視為車改製度中的“邊遠地區”,車補按照不高於中央機關科級150%的水平發放,即750元。第二,按照杭州的做法,設立車改區與非車改區。根據狹長形的地形特征,原來杭州車改方案規定杭州市區(含蕭山區、餘杭區)、臨安市、富陽市的行政區域為車貼區域,車改人員在此區域內從事公務活動不再報銷交通費。到離市區較遠的其他區域(桐廬、建德、淳安)從事公務活動的,其交通工具自行解決,按照現行差旅費報銷規定執行。在縣城工作的公務人員,到邊遠的鄉鎮去辦事,可視為出差。
  “抓鐵有痕”,公車腐敗才不會復辟
  陳方:雖然說輿論是一片叫好之聲,但我們是不是也有必要冷靜下來,繼續探究一下,車改如何才能不負眾望,改得更徹底?
  葉青:有的官員的人生目標,就是有一部公車開,回家也可以光宗耀祖。車改實施後,我最擔心的有幾個方面。一是擔心有的官員一手拿車補,一手塞發票,即找一切機會,把自己的修車、用車發票等,塞進各種可以集中報銷的費用中。二是擔心有的官員一手拿車補,一手開“他”車,找私企、私人借車,以權謀車。三是擔心車補方案過於簡單,車補“一刀切”,會出現新的不公平。比如,在同一個單位,兩位處長級別一樣,但是用車量有巨大的差別,那麼用車量少的一方確實是得到了一筆意外的“福利”。
  馬想斌:這次貨幣化的補貼,也是按照行政級別高低來劃定的,但我的理解,恰恰相反,往往基層的,跑得要比上面的多,基層使用車的頻率,也高於高層。但基層的車補,卻是最低的。補貼並不是根據實際的公務出差情況來定的,而是以行政級別統一發放,這在公眾眼裡就相當於變相增加了公務員群體的收入。這種不公的分配方式,恰恰就是阻攔公車改革的主要障礙。按照權力分配利益的政策,是在變相強化特權思維。一項自身都不能公平的政策,如何能夠帶來公平?
  還有一點,就是此次公車改革,有個問題沒有解決,那就是監督的問題。對於行政權力的改革,如果不能解決監督的問題,那麼改革的成效,就很難與公眾的預期相符。
  周東飛:我非常擔心良好的改革設計日後被破壞。比方說,現在規定特殊公務用車是不取消的,那麼這些車會不會被一些官員鑽空子。其實,早就有這方面的案例了。一些地方和部門超標配車,媒體一曝光,就回應說是業務用車,當地的情況必須要這種高檔車。
  另外,政策規定是鼓勵正職主要負責人參與車改,那麼,日後會不會因為所謂“享受正職待遇”的補丁,讓很多副職都重新坐上公車,因為坐車一貫是待遇的重要內容之一。
  第三個問題,是向基層單位特別是企業借車的問題。一面拿著車補,一面開著變相的公車,因為所有便利都是要用權力來抵押的。現在這種情況都多如牛毛,在車改之後公車更少的情況下,這種毛病肯定會更多。這些問題如何解決,一旦當車改不再是熱點時,我們會不會鬆懈?
  李妍:怎麼根除這種擔心?顯然仍需要紀委等有關部門加強監管,起碼要像管吃喝之風一樣去監管這種現象,最重要的當然也要動用公眾的監督力量。公眾只有管住了政府的錢袋子,按照公務車的編製與管理分開、預算與採購分開、採購與使用分開、使用與監督分開等原則,才能對公車特權進行有效的限權和監督。
  陳方:社會監督當然很重要,還有隻要中央抓得狠,沒有辦不成的事,八項規定如此,反四風如此,我想車改亦如此。
  漫畫:勾犇
  (原標題:啃下公車改革這塊硬骨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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