餅乾

　　特邀觀察員
　　□葉 青
　　(全國人大代表，公車改革專家)
　　觀察員
　　□陳 方
　　(本報評論員)
　　□馬想斌
　　(《華商報》評論員)
　　□周東飛
　　(《瀟湘晨報》評論員)
　　□李 妍
　　(《重慶日報》評論員)
　　改革有亮點，公眾不麻木
　　陳方：說起公車改革，大家可能有些麻木。但這次不一樣，7月16日，中央推出《關於全面推進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》和《中央和國家機關公務用車制度改革方案》，啟動了新一輪的車改。消息一齣，輿情振奮。之所以振奮，我想，還是因為這一輪的車改與以前相比，有很多亮點。亮點到底在哪裡，我們不妨都來盤點盤點。
　　周東飛：我覺得亮點有兩個。一是改革的自上而下，或者叫頂層設計。這20年來，各地都搞了很多的車改試點。但是，鮮有真正成功者。大家都在喟嘆碎片化的改革不可能真正成功。自下而上的改革，往往還是利益內部兜圈子。這一次的改革是自上而下，有利於避免此前出現的種種問題，這是一。第二個亮點是取消式改革。此前的車改大致有三種模式。一是取消公車，給補貼。二是不取消，加強管理。三是組建專門的公司來承擔公務用車任務。後兩者都算不上改革。取消公車，皮之不存，毛將焉附？
　　葉青：其實公車改革早期是自上而下，之後是自下而上，現在是自上而下。
　　李妍：要說這次的亮點，我認為是給出了具體的時間表，還有路線圖。給出時間表，是通過確定最後時限，倒逼公車改革加速。具體路線圖，是延續了過去“去公車化”與貨幣化補貼的路線，但是不同的是，這次在這些貨幣化補貼、去公車化的具體措施上，有更多細節上的安排，這有利於改革的具體落地。
　　葉青：此次中央車改方案之細緻，出乎很多人的預料，可見考慮得很周全。把廳局長、市長、縣長、鄉鎮長等主官，納入實物保障的範疇，反對的聲音就小了，很是智慧。同時也提出了過渡性公車服務中心，但是把過渡期的時間決定權交給了地方。
　　馬想斌：對於這次公車改革，亮點大家都說得差不多了。我觀察了一下，改革的力度是空前的，除了此前一些地方試點的貨幣化外，此次取消副省級一般公務用車，對地方的衝擊很大。
　　過去，局級甚至鄉鎮領導，都有豪華配車，而根據這次的車改方案，原則上只有四套班子正職，可以保留一般公務用車，如此一來，對於一個地方來說，似乎剩不下幾輛公務用車了。至於能不能做到，先不說，單看這樣的力度，是值得期許的。
　　陳方：改革就怕沒有時間表。而這次明確了2014年年底和2015年年底的改革時間表，這很重要，這說明公車改革已經開始倒計時。
　　葉青：中央機關2014年底完成，各省2015年底完成，與原來說的兩年完成相吻合。記得是2013年12月左右，厲行節約條例出來之後，就有這種說法。
　　反腐大環境，激發車改信心
　　陳方：我發現輿論對這次公車改革抱有極高的信心和期待。為什麼？我的理解是，大環境變了。“八項規定”“反四風”嚴格落實，改變了官員以往的觀望態度，反腐敗開始動真格，車輪上的腐敗無疑是其中之一。公車改革也是節儉辦公的需要，到了必須改革的時候了。第二，本輪公車改革之前，很多地方都有了不少試點經驗，車改中遇到的問題，一定會有預案應對。第三，私家車的普及，私車公用，節約社會資源。
　　葉青：車改是民意。這一點媒體也是十分認可。改革的熱點輪流轉，現在輪到車改。媒體對利益固化，很有體會。這次就觸及到官員的利益，失去了公車的利益，官員就沒有什麼特殊利益了。因此，媒體很關註。
　　周東飛：我對陳方說的第三條很有感觸。現在的中國，已經進入汽車社會。汽車不再是所謂官員身份的象徵。在此之前的很長時間里，汽車並不是私人所能擁有的東西，它是一定級別的官員才能享用的奢侈品。現在不同了，汽車基本上已經是生活用品了。汽車回歸交通工具的本質，而不是權力的炫耀品。只有在這種情況下，官員才能夠普遍地扭轉觀念，不再把汽車當成“官轎”來看待，車改也才成為可能。
　　馬想斌：其實，要說公車改革為何被如此期待，背後的社會背景總結起來，無非是三公消費引起了人們的註意，公務特權引起了人們的反感。但我更感興趣的是，葉老師十年呼籲公車改革，這十年的經歷，恰恰就是公車改革在社會認識上的觀念更新。
　　葉青：我為什麼要像“傻子”一樣不斷地呼籲公車改革，這與我的專業研究有關係。1979年10月，我到湖北財經學院(現在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)讀書，專業是財政學。從1993年起，廣東東莞的沙田鎮開始了公車改革，這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。從此關註並研究車改。2003年，對我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一年，一是當選為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，使得我可以在全國人大會議上呼籲車改。二是在當年5月20日，我從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科辦主任到湖北省統計局任副局長，終於有機會進行公車改革的實踐。
　　這些年來，也有一些車改的小笑話。比如，我帶處長、科長們到縣裡去檢查工作，曾經引起誤解。有一天，我把車停在一個縣政府辦公樓的大門外，處長從副駕駛座上下去，縣長立馬熱情地拉著他的手，說歡迎局長。等我把車停好，發現大家已經進了大樓。門衛熱情地說：司機同志在休息室喝茶。我也就順水推舟地去休息室。等他們發現我時，我已經開始喝茶了。再比如一次到一個鄉鎮檢查工作，分管縣長在鎮上迎接，當時我們去了兩部車，我的車在前面，按照慣例，領導的車是在後面的。等副縣長去開門迎接時，後車的司機對他說：前面的司機就是葉局長。
　　陳方：葉老師的個人公車改革史，也算是中國公車改革中的一個縮影。這次中央下決心推進車改，重要的原因就是車輪上的腐敗和浪費實在是太嚴重了。新華網最近發佈了一組數據，中國公車總量現在是200多萬輛，公車保有量分別相當於4個美國，14個法國，50萬個首爾。如果按照每輛公車年均消費8萬到10萬算的話，200萬公車每年支出在1600億到2000億之間。按照2000億計算，相當於2012年全國教育經費支出的十分之一，可以建100萬座希望小學。
　　李妍：這些數據確實讓人觸目驚心。說到公車問題，我還想起了一些很牛的司機，圍繞著公車消費這一塊，不僅官員是利益群體，就連司機，連圍繞公務用車消費的一些產業鏈條，也是這塊肥肉的既得利益者。現在一輛公車消費驚人，其驚人之處不僅在於公車私用，公車濫用，還在於圍繞著公車的保險、維修等方面，都有巨大的腐敗空間。據我所知，大量的公車基本上是該上的商業險全都上完了，這其中，司機和保險公司抱在一起，可以吃到大量的回扣。公車維修、養護，就更是一個無底黑洞。所以這次車改，對去公車化這一塊，既提到了自購私車，給車補，又提到了處置公車，還有安置司機，這些都是釜底抽薪之舉。
　　葉青：當年取消農業稅，走出“黃宗羲定律”的怪圈，如今取消公車，走出“公車使用”的怪圈。
　　李妍：所以民眾有信心，一是在全面反腐和八項規定的大背景下，人們相信這次車改的力度，二是通過這些細緻的安排，一定程度清除了改革路障，這也有利於最大程度地消除改革阻力。
　　馬想斌：談到這次輿論對公車改革的熱情，我更喜歡或者傾向於，從政府財政這塊去解讀社會背景。葉老師提出公車改革的2003年，我相信社會上很多人，並未像葉老師這樣，擁有財政稅收的專業視角，去審視政府公務行為。那個時候，人們還未完全構建起來納稅人意識。而恰恰就是有葉老師這樣的專家，用十年的時間，借助一切機會，不斷呼籲，人們已經初步建立起來納稅人意識。這個觀念了不得，所以，公眾對三公消費不斷追問，對公車私用也不斷隨手拍，民間的力量，和葉老師這樣的專家呼籲，倒逼了公車改革的進度。
　　“後公車時代”，公務會不會受影響？
　　陳方：這次公車改革方案出台後，同樣有一些官員抱怨“官不聊生”。一些官員會說，如果沒有了公車，以後出門辦事怎麼辦，公務會不會受影響？
　　周東飛：從這次中央的兩個車改文件，我們能夠發現一點秘密。對司機這個群體，政策是很優厚的。內部轉崗，或者提前退休。但是對官員群體，政策就顯得相當摳門了，車補從500元到1300元。有公務員此前就對車改有抱怨，說這些車補補多少年，才能買輛車啊。這說明，某些人理解錯了。車補補貼的是公務出行需求，而不是買車費用。
　　葉青：對，高車補的地方，是把公務私務交通一起補貼了。
　　周東飛：公共交通不能滿足公務出行的需要，這是怪現象。
　　葉青：中國的公車改革終於全面啟動，這是好事。因為車改一是具有財政意義，節約財政經費，二是具有政治意義，重塑政府與官員的形象。三是具有生態意義，將來在路面上空跑的公車會大量減少，也就減少了排放。而官員開上私車之後，也會註意節約用車的。我的建議是，3510——— 3公里左右走路，5公里左右騎車，10公里左右坐地鐵，或者開車。
　　李妍：公車一改革，一些官員就抱怨。不過現在公務員確實會精打細算了。我聽說，有些公務員夫婦私人旅游出行，為了節約成本，連每頓飯到哪裡吃，每個人吃多少錢都有具體的規劃，不敢超支，因為稍不留神，自己就“月光”了。現在覺得，這真是好事。
　　周東飛：現在開始車改，我估計普通公務員的怨氣不大，因為在以前，他們也坐不上車，但是連500元的補貼也沒有。現在好歹每月多了500元公車補貼。
　　葉青：確實是這樣，沒有公車坐的公務員此次相當滿意。
　　馬想斌：我的看法，所謂官不聊生，是一種嬌嗔。就像一些地方試點貨幣化車改的時候，就有人說，貨幣化的補貼，是變相的一種福利，而其實很多官員腦中也存在這種想法。所以，才會出現抱怨，覺得車補太低。按道理來說，現在任何跑業務的公司，車補都沒有官員的車補高吧。
　　陳方：現在的問題是，因為沒有了公車，會不會出現“能不出門儘量不出門”的情況？
　　葉青：我擔心有的基層官員嫌車補低了，有的地方可去可不去的地方就不去了。在中央車改方案的基礎上，省級將有較大的自主權。在此，我提出兩個調節方法。第一，能否把各縣邊遠的鄉鎮視為車改製度中的“邊遠地區”，車補按照不高於中央機關科級150%的水平發放，即750元。第二，按照杭州的做法，設立車改區與非車改區。根據狹長形的地形特征，原來杭州車改方案規定杭州市區(含蕭山區、餘杭區)、臨安市、富陽市的行政區域為車貼區域，車改人員在此區域內從事公務活動不再報銷交通費。到離市區較遠的其他區域(桐廬、建德、淳安)從事公務活動的，其交通工具自行解決，按照現行差旅費報銷規定執行。在縣城工作的公務人員，到邊遠的鄉鎮去辦事，可視為出差。
　　“抓鐵有痕”，公車腐敗才不會復辟
　　陳方：雖然說輿論是一片叫好之聲，但我們是不是也有必要冷靜下來，繼續探究一下，車改如何才能不負眾望，改得更徹底？
　　葉青：有的官員的人生目標，就是有一部公車開，回家也可以光宗耀祖。車改實施後，我最擔心的有幾個方面。一是擔心有的官員一手拿車補，一手塞發票，即找一切機會，把自己的修車、用車發票等，塞進各種可以集中報銷的費用中。二是擔心有的官員一手拿車補，一手開“他”車，找私企、私人借車，以權謀車。三是擔心車補方案過於簡單，車補“一刀切”，會出現新的不公平。比如，在同一個單位，兩位處長級別一樣，但是用車量有巨大的差別，那麼用車量少的一方確實是得到了一筆意外的“福利”。
　　馬想斌：這次貨幣化的補貼，也是按照行政級別高低來劃定的，但我的理解，恰恰相反，往往基層的，跑得要比上面的多，基層使用車的頻率，也高於高層。但基層的車補，卻是最低的。補貼並不是根據實際的公務出差情況來定的，而是以行政級別統一發放，這在公眾眼裡就相當於變相增加了公務員群體的收入。這種不公的分配方式，恰恰就是阻攔公車改革的主要障礙。按照權力分配利益的政策，是在變相強化特權思維。一項自身都不能公平的政策，如何能夠帶來公平？
　　還有一點，就是此次公車改革，有個問題沒有解決，那就是監督的問題。對於行政權力的改革，如果不能解決監督的問題，那麼改革的成效，就很難與公眾的預期相符。
　　周東飛：我非常擔心良好的改革設計日後被破壞。比方說，現在規定特殊公務用車是不取消的，那麼這些車會不會被一些官員鑽空子。其實，早就有這方面的案例了。一些地方和部門超標配車，媒體一曝光，就回應說是業務用車，當地的情況必須要這種高檔車。
　　另外，政策規定是鼓勵正職主要負責人參與車改，那麼，日後會不會因為所謂“享受正職待遇”的補丁，讓很多副職都重新坐上公車，因為坐車一貫是待遇的重要內容之一。
　　第三個問題，是向基層單位特別是企業借車的問題。一面拿著車補，一面開著變相的公車，因為所有便利都是要用權力來抵押的。現在這種情況都多如牛毛，在車改之後公車更少的情況下，這種毛病肯定會更多。這些問題如何解決，一旦當車改不再是熱點時，我們會不會鬆懈？
　　李妍：怎麼根除這種擔心？顯然仍需要紀委等有關部門加強監管，起碼要像管吃喝之風一樣去監管這種現象，最重要的當然也要動用公眾的監督力量。公眾只有管住了政府的錢袋子，按照公務車的編製與管理分開、預算與採購分開、採購與使用分開、使用與監督分開等原則，才能對公車特權進行有效的限權和監督。
　　陳方：社會監督當然很重要，還有隻要中央抓得狠，沒有辦不成的事，八項規定如此，反四風如此，我想車改亦如此。
　　漫畫：勾犇
　　（原標題：啃下公車改革這塊硬骨頭）